论地方志的当代功能——重温习近平关于重视修志工作的讲话

时间:2014-05-27 15:48:54 来源::

 


  
   提  要:1989年8月12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在全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作题为《深刻认识修志意义 认真做好修志工作》的讲话,对于今天做好第二轮修志工作仍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以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视修志工作的讲话为题,从资治与科学执政;存史与以史为鉴;教化与价值观的构建等三个方面论述地方志的当代功能。
   关键词:习近平讲话  地方志  当代功能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自汉代以来绵延至今,虽历经战乱、天灾却从未曾间断过。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的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一种文化现象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经久不息地存在,必然与之独特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对之深层次的内在需求密切相关。对于方志的功能,著名学者于乃仁则以为,方志之性质及其效用,盖有三焉:一备行政官吏之省览,俾发政施令得其宜;二作资学者治史之最丰富之史料;三为启发后进敬恭桑梓之心。后人将之归纳为“资治、存史、教化”三大功能。纵观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方志绝非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文化点缀,其“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这正是方志这一文化现象之所以能与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共存共荣的原因所在。同时,事实证明,方志将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征程,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对此,习近平同志曾以其亲身的感受从独特的角度阐述了地方志的当代功能。
  一、资治与科学执政
  “我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地方志,这样做,可以较快地了解到一个地方的山川地貌、乡情民俗、名流商贾、桑麻农事。可以从中把握很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可谓‘开卷有益’”。
                             ——习近平[1]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方志的首要功能就在于资治。方志作为一方之百科全书,记载着一个地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貌的具体情况,可谓是一应俱全、包罗万象的资料总汇。如此全面的地情资料,自然成为地方官员治理一方重要的“资治之书”、“辅政之书”。只有通过省览方志才能真正全面客观地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并进而依照实际情况发政施令,从而达到“得其宜”的实际效果。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地方官员以发政施令是否“得其宜”,自然直接关系到政令的通达与政权的巩固。
  正因为如此,方志便受到历朝历代的高度重视,自隋唐以来历朝历代都把修志当成国家行为。北宋时期专门设立了中央修志机构——九域图志局,元朝由朝廷出面编修国家一统志,明成祖永乐十年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清康熙十一年诏谕各地设局修志,雍正七年严令各省修志,后又诏令各省、府、州、县志60年纂修一次。民国时期,南京政府也下令设立方志馆、方志局,统一编修从省到县的三级志书。正因为如此,“中国千八百余县,无志者,盖寥如矣”[2]如今历代保存下来的旧方志多达9000多种10余万卷,成为中华文化弥足珍贵的瑰宝。
  新中国成立后,方志以其独特的文化形式,不仅得以继承延续,而且得到发扬光大。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国家档案局联合组建了地方志小组,负责指导全国的修志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修志工作在“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体制下得到空前的发展。特别是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历代方志官修制度的文化传统,更是确立了地方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法律地位,使地方志工作进入了依法修志的新阶段。这既是今人和古人高度的文化共识,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要求方志进一步发挥其社会功能的充分体现。
  随着社会沧海桑田的变迁,客观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方志依旧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所说:“了解历史的可靠方法就是看志,……可以从中把握很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他还引用福宁知府李拔的话:“夫志者纪事之书,实致治之书也”,强调“志书既是记事,记事的目的是资治”。 显然,志书对于地方官员治理一方有着重要的资治作用,特别是在当前不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方志所提供的大量关于省情、市情、县情等全面科学系统的资料,更加凸显其价值:一方面,方志汇集一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为各级党委政府从实际出发,进行科学决策,制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依据,另一方面,方志又是各级领导深入了解民情、民心、民意的必不可少的渠道,只有切实地了解民情、民心、民意,才能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习近平指出:“我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府志、县志。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毋庸置疑,读志用志是领导干部调查研究,了解地情,认识规律,科学决策的重要手段,也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只有这样,才能自觉的从地方志这一丰富的地情资料宝库中汲取历史信息,借鉴历史经验,探求历史规律,提高科学决策水平。
    
  二、存史与以史为鉴
  “只有加深对历史的掌握和理解,才能以古为鉴,鉴古知今,不重复历史上的错误,才能使人们从一种混沌状态,转为一种清楚明白的状态,才能知道过去人类社会种种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习近平[3]
  古人云“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古人之所以视方志为重典,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方志存史的社会功能。所谓存史也就是“资学者治史之最丰富之史料”。古人有当朝不写当朝史的传统,那么如何将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既要靠朝堂之上“左史纪言,右史纪事”,更要靠各级的方志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有价值的资料搜集记录下来。从这个意义而言,方志的编修过程实际上就是历史记录和编撰的过程,本身就具有史的性质。无怪乎古人称“郡之有志,国之有史”,把史与志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不仅如此,由于方志所记录的是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史料,有效地补充了史所不能及的丰富史实。诚如吴宗慈所云:“正史二千年来之记载,只有国家而无社会,然则方志之所重者,诚有超乎正史之上者。正因为如此,古人所言方志资学者治史的存史功能。
  “事不师古宜今,而欲有为,譬之闭门造车,未见其合”。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汲取,注重从历史长河中去审视事物的发展,从社会嬗变、社会发展因果关系中把握发展规律,是中华民族从古到今代代相承的优良传统。即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就十分重视对方志的搜集和研究,毛泽东每到一地必先通览当地的志书,从志书中了解当地的历史,风土人情,山川地理等,将之作为制订革命斗争方针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1931年毛泽东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提出中央苏区向闽赣地区拓展的方针,主要依据来自方志中关于这一地区地势偏僻、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同时又有款可筹,有充分兵源的记载。革命战争时期是如此,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史为鉴依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思维方式。有如习近平所说的:“一个人无论从事社会工作,还是自然工作,懂得历史是基本素质,从历史上借鉴一些有益的东西,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志书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为现实工作服务的有利辅助手段。我们是搞领导工作的,‘以古为鉴’可达到‘知己境地’做出科学的决策。比如搞好农业生产,我们就要了解气候变化规律,象久旱之后必有大涝,这就是历史的总结”。2006年12月2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苍南县指导台风登陆后的灾后重建工作时,就调阅了《苍南县志》,并给在座谈会上的温州市委、市政府和苍南县委、县政府领导读了大段志书中有关历次台风登陆苍南的记载,告诫大家要以史为鉴,认清台风活动的规律,科学决策,不断提高防台抗台和处置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4]
  党的十八大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其中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值得汲取。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今天,必须重视以史为鉴。习近平指出:“只有加深对历史的掌握和理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放在中国历史的总体过程中去考察和记述,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思考衡量,才能进一步认识其历史必然性和重要的历史地位,才能更加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事实表明,志乃信史,志书能够生生不息的存在价值,在于其具有以存史为宗旨的特殊功能,志书乃一方之全史,必须充分发挥方志“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功用。
  三、教化与价值观的构建
  “修志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教材,没有历史何以有爱国?爱国主义教育、英雄主义教育、美德教育,都要从历史中去吸取养份”。
                              ——习近平[6]
  习近平指出:“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确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值得继承发扬。当然,我们的文化也有沉重的包袱,但其精华部分、优良传统、大量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无不对今人,也必将对后人起到一个启蒙作用,振奋作用”。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从历史素材中吸取营养,以鼓舞、启迪、教育和激励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经过历史长河大浪淘沙留下的民族精神,民族英雄,以及内含着各种优良传统和美德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穿越时空依然在教育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而方志正是这种榜样力量的重要载体。
  党的十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7]在当今社会上存在信仰缺失、行为失范的背景下,深深地熔铸着民族精神纽带与爱乡、爱国情怀的方志,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重要组成,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中将是大有作为。一方面,方志文化是一种根性文化,对于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因为一个人的成长,无论其变化多大、走的多远,故土对其的影响是永远抹不去的。所以,方志中所承载的乡土、乡情,以及植根于乡土、乡情的文化,对于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正是方志所具有的“启发后进敬桑梓之心”的社会功能。
  另一方面,正如南宋董所言:方志“抑使为政者究知风俗利病,师范先贤懿绩,而承学晚生,览之可以辑睦还旧俗,宦达名流,玩之可以全风而励名节”,渠小补也哉?[8]方志对于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倡导廉政文化,在广大干部中树立起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作风具有重要的作用。显见,方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为治国安邦,历来都按照一定的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伦理道德规范,树立人品规范,即书一方之人和事,激千秋之爱和憎。因此,人们可从地方志这一丰富的地情资料宝库中汲取精神和道德力量,“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树立起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政绩观。
  盛世修志,伟大时代需要产生质量更高、内容更丰富的方志,改革开放以来的修志工作,既是对我国国情、地情持续开展的大规模普遍调查,也是对各地自然和社会发展状况进行的综合研究,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文化资源宝藏,必将为实现中华族的振奋,实现中国梦,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第二轮修志的工作正方兴未艾,工程浩大且任重道远,习近平指出:“修志是一项系统工程,工作量浩大”,要把修志工作“当个事业来办,把它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工程,把它作为一种有文化的表现,也作为有远见的表现”,充分发挥方志的社会功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征程服务。
    
    注释:
    ①③⑥ 习近平:《深刻认识修志意义 认真做好修志工作》,1989年8月12日,宁地委办[1989]52号。
    ② 张维:《陇右方志录·序》。
    ④ 《浙江方志》,2007年第1期。
    ⑤⑦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
    ⑧ 王晓岩:《分类选注历代名人论方志》。
      
                     作者:宁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林慧冬